民國時期的全真道傳戒活動考述  尹志華

清朝末年，“全真演教宗壇”北京白云觀因機緣際遇，得到宮廷的大力支持而保持興盛。同時，南陽玄妙觀方丈張宗璇也因協助清軍守城有功，獲清廷頒賜《道藏》以示褒獎。而在浙江東南地區，全真道根深葉茂，形成了委羽山大有宮、天臺山桐柏宮和金蓋山純陽宮三大中心。進入民國以后，不僅官方對道教的支持消失了，而且在新思潮的影響下，道教往往被視為迷信，其社會處境日趨艱難。不過，全真道以宮觀為依托，其教團組織尚未受到太多的沖擊。特別是各地著名道觀的住持，往往與社會名流有交往，在保障道教權益方面還能發揮一定的作用。而傳戒，不僅是作為十方叢林的全真宮觀之實力的顯示，也是教務興隆的標志，對維持全真教團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擬對民國時期的全真道傳戒活動進行考述，如有遺漏，還請方家指正。

白云觀第21代方丈陳毓坤像

1.　北京白云觀：民國二年（1913）、八年（1919）、十六年（1927），律師陳至霦（明霦）。

陳明霦（1854-1936），法名至霦，字鐘乾，號毓坤，道號玉峰子。天津寧河縣人。24歲時，拜投天津新城圣海宮陳圓嵐為師。光緒八年（1882）至北京白云觀受戒于高仁峒。光緒十年（1884），高仁峒復開戒壇，陳明霦任引禮師。次年，他因母親患病，告假省親，母親一病不起，他在辦好喪事后，回到白云觀。旋即擔任總理、都管各執事，“創辦花園工程，襄辦永久會務，并置昌平州田地十三頃”。光緒十七年（1891），高仁峒又開壇傳戒，陳明霦擔任監戒師。該年冬月，因積勞過甚，退居城南玉皇廟養疴。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聞其師陳圓嵐病篤，馳回新城圣海宮，侍奉湯藥。陳圓嵐旋即羽化，陳明霦為其殯葬如禮。該年冬，高仁峒第四次開壇傳戒，陳明霦擔任證盟師。事畢，仍歸新城圣海宮。庚子年（1900），八國聯軍入境，新城正當其沖，陳明霦誓守廟土，毅然與聯軍長官接洽，訂立保護居民之約，使鄉民生命財產得以轉危為安。壬寅（1902）正月，在新城創辦小學校?！罢朽徖镒拥苋胄Ｗx書，不收學費。所延教習，皆系精通中西科學”，“造就成材者日多”。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贈以匾額二方，一曰“德水滂仁”，一曰“行道有?！?。宣統元年（1909），陳明霦任白云觀監院。宣統三年（1911），任白云觀方丈。民國元年（1912），聯絡全國道眾，倡導成立道教會，“以整頓道教清規，推廣地方慈善，并發起國民道德思想為宗旨”。次年三月，開壇傳戒，得戒弟子320余人。民國八年（1919）春三月，又開壇傳戒，“一因歐戰告終，為世界祈禱和平；一因維持祖國宗教，度群生咸登道岸”。是次傳戒，得戒弟子412人。1大總統徐世昌頒賜匾額一方，曰“葆素涵真”。遜清皇室也賜額“保合太和”。2民國十六年（1927），陳明霦第三次傳戒，受戒弟子349人。3此次傳戒其他八大師分別是：證盟李至璽，監戒高理鵬，保舉張至英（即清末宮廷總管“小德張”），演禮吳理明，糾儀于至波，提科李至輝，登箓郭至升，引請趙至璧。4此為北京白云觀在民國時期的最后一次傳戒。

2.　成都二仙庵：民國時期多次傳戒，律師分別為王宗生（伏陽）、熊誠斌（理斌）、申信筠（宗筠）。

王宗生在《二仙庵戊辰己巳庚午壇三年（1928-1930）期會登真箓敘》中說：“慧安宋老律師（宋至智）于光緒癸未年（1883）赴京師求法戒于白云觀，是為本庵開壇第一代妙道真人。笙喈閻老律師（閻永和，法名理和）繼之，丕振宗風，一時稱盛，是為第二代。宗生猥以微賤，自壬子（1912）嗣法以來，……”王宗生，道派名妙生，號復陽，四川渠縣人，生于光緒二年（1876），1953年羽化。5繼王宗生任方丈者為熊誠斌（？-1950？），道派名理斌，四川廣安人。繼熊誠斌者為申信筠（1884-1951？），道派名宗筠，號竺清子，四川綿竹人。申信筠撰《二仙庵壬午（1942）壇登真箓序》說：“閻及王、熊遞嬗法席，皆能窮探奧妙，洞徹玄微?！蔽粗?、熊、申三人各自傳戒的次數。

據曾在二仙庵受過“代戒”的楊錫民回憶說，王宗生傳戒十余屆都不交出衣缽，道眾嘖有煩言，王不得已將方丈衣缽傳與監院熊理斌。熊任方丈數年后，繼任監院病故，熊便兼任監院，引起道眾不滿。在道眾的壓力下，熊被迫辭去監院和方丈兩個職務。王復任方丈，知客申宗筠被推舉為監院。王又傳戒數次，才將方丈衣缽傳給申宗筠。申系幼童出家，性和善，不與人爭，在二仙庵數十年，深受道眾愛戴。6

3.鎮海淵德觀：民國二年（1913），律師姓周，名不詳；民國十六年（1927），律師姓黃，名不詳。

民國二十九年（1940）續纂《委羽洞天邱祖龍門宗譜》（下簡稱《委羽宗譜》）卷四《方至通宗師傳》，說方至通于民國癸丑年（1913）“去鎮海淵德觀受戒，得選天仙狀元”。同書卷二《世系圖》所載方至通小傳，說淵德觀癸丑戒壇的律師姓周。

《委羽宗譜》卷四《童明云大師傳》說，鎮海淵德觀丁卯（1927）戒壇禮請童明云為保舉大師。同書卷二《世系圖》記載有多名道士在鎮海淵德觀丁卯戒壇受戒，律師姓黃。

4.沈陽太清宮：民國三年（1914）、十年（1921）、十八年（1929），律師葛明新（月潭）；二十六年（1937），律師紀至濦；三十三年（1944），律師金理澤（誠澤）。

葛明新（1854—1934），字月潭，一字震庚，山東邱縣人。咸豐八年（1858）隨家遷北平。次年至沈陽，因家境困頓，乃寄身斗姥宮。同治六年（1867）發心出家，度師為趙圓儀。同治十一年（1872）斗姥誕日冠巾，冠巾師為千山青云觀李圓齡。同治十三年（1874），張圓璇律師在沈陽太清宮傳戒，葛明新為受戒弟子之一。光緒元年（1875），赴北京參訪，住白云觀，任客堂知賓，一時名流多與交游。次年返回沈陽，任太清宮知客。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推舉為監院。葛明新擔任監院后，立即募緣重修毀于火災的玉皇閣，并創辦宗教通粹學堂，培養青年道士。民國三年（1914）春，被推舉為太清宮方丈?！爱敿从谕粕秸珊?，先行開一戒壇，得弟子任丘紀至濦、嶗山董然春等一十二人?！?同年秋七月，重新開壇傳戒，得戒子333人。民國十年（1921）和十八年（1929）又兩次傳戒，戒子分別為387人和461人。民國九年（1920），河北、山東發生饑荒，十九年（1930）遼西大水，葛明新發心救濟，出售自己創作的大量書畫，得大洋數千元，全部捐獻給災區?！耙簧婆e，僂指難數?！?

紀至濦（？-1941），字崇虛，河北任丘人。原為本溪兜率宮道士，光緒二十七年（1901）任太清宮監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滿去職。沈宗泰、葛明新先后繼任。民國三年（1914），葛明新升任方丈，紀至濦復被公推為監院。同年從葛明新方丈受戒。9紀至濦在監院任上為太清宮置房產若干，節存銀萬余元，而其自奉甚儉，衣服日用皆出自本廟兜率宮，僅日食太清宮三餐而已。10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戒壇考取第4名的戒子劉明哲（1904-1996，后任中國道教協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回憶說：“1937年我在沈陽太清宮受戒?！敃r該廟的方丈是紀至濦。他原在本溪湖市兜率宮出家，繼承了太清宮前方丈葛月潭律師的衣缽為龍門派第二十一代傳戒律師?！@次傳戒在紀方丈傳戒律師之下，還有30多位大師，都是道教中名望較高的上層人物。來自東北各廟的求戒道友共400余名，戒期進行100天?！?1

金誠澤（1885-1946），法名理澤，字潤芝，安徽壽縣人。民國二十年（1931）任千山無量觀監院。民國二十六年（1937）在沈陽太清宮受戒，旋任太清宮監院。后被推舉為方丈。民國三十二年（1943）應邀赴黑龍江雙城無量觀傳戒。次年在太清宮傳戒。劉明哲回憶說：“1944年秋，沈陽太清宮再次傳戒，邀我為戒壇引禮大師。這次傳戒，除太清宮的方丈金誠澤律師外，共有大師30余名，戒子達930多人，這是道教傳戒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戒期有30天?！?2

5.南陽玄妙觀：民國八年（1919），律師李至然（宗陽）；民國二十五年（1936），律師聶至云（祥云）。

李宗陽（1856-1939），又名理然，法名至然。號博虛道人，又號涵三子。河南濟源人。生于咸豐六年（1856）正月十九日。13幼隨叔父習商于南陽石橋鎮。未及成年，一日于大雪中晨起，遇異人，遂有悟。至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出家，度師為劉至善。14旋赴嵩山石室，靜坐一載。復入華山，潛修煉養術。博覽三教經書。后赴北京，受戒于白云觀方丈高仁峒。嗣返南陽，偕老母至陜西。李宗陽住西安東關八仙庵，在廟外租小屋供養其母，以孝敬聞名遠近。兩年后被推舉為八仙庵監院。光緒二十六年（1900），因八國聯軍攻占北京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赴八仙庵進香，并召見李宗陽。李宗陽奏對稱旨，獲賜玉冠、紫袍及御書“玉清至道”。太后與皇帝還分別給八仙庵題“洞天云笈”“寶箓仙傳”匾額。15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旨在八仙宮開壇傳戒。次年，赴各地云游參訪。民國元年（1912），南陽玄妙觀住持姚祥瑞（法名明瑞）被革命軍處死，李宗陽應該觀道眾之請擔任住持。曾與南陽紅十字會合辦紅十字醫院，在玄妙觀設孤兒院，收養棄嬰及苦難兒童。民國八年（1919）在南陽玄妙觀傳戒，受戒弟子144人。1936年，因年高卸任住持之職。1939年羽化于玄妙觀。16

聶祥云（1891-？），法名至云，號嘯霞，河南南陽人。宣統三年（1911）在南陽玄妙觀受戒于姚明瑞，并承接法統。他在《丙子南陽律壇弁言》中自述說：“持法抱道，倏忽二十余年。今乃觸世事之日非，感人心之不古。道法晦昧，災禍頻仍。處此環境，承先者不得辭其責。爰備衣缽，再開道場，宣說闡揚，啟迪后進。務希開發道流無妄之真誠，達到玄風再振之目的?！贝舜问芙湔?8人，天字第一號戒子為徐明真，出生于1909年，湖北省襄陽縣人，在本縣隆中武侯祠出家。17

6.濟寧常清觀：民國十三年（1924），律師陳至霦。

常清觀，在濟寧縣城北門外里許，建于明朝，清朝乾隆年間成為北京白云觀下院。據民國《濟寧縣志》卷四《故實略》記載：“常清觀顏超塵方丈明德主教有年，民國十三年（1924）延請白云觀陳道長毓坤來寧傳戒，蒞觀道眾（即戒子）都一百十二人?！笨h志中還收有濟寧李繼沆和泗水王廷贊（1847-1927）為該次傳戒《登真箓》所作的序言。

7.漢中張良廟：民國十四年（1925）、十五年（1926），律師熊至陽（純九）。

這兩次傳戒，見日本學者吉岡義豐所記。18熊至陽，號純九，四川渠縣人。性行淳樸，沉靜少言。入道后，喜讀《方壺外史》，恒力行《功過格》。民國二年（1913），聞張良廟傅宗溎方丈法席盛化，遂徑來參禮。民國十三年（1924）傅方丈羽化，眾推熊至陽繼任。其時張良廟處境較以往百倍困難，幸賴熊至陽推誠布公，愛眾親仁，凡所事為，皆求合乎天理人心，故雖歷諸艱辛，而玄綱未墜。民國十四年和十五年兩次開壇傳戒，受戒者分別為7人和35人。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羽化。19

　　 武漢長春觀乙丑戒壇登真箓

8. 武漢長春觀：民國十四年（1925），律師劉嗣授（理授）。

劉嗣授（1870-1936），字敬義，俗名宗海，法名理授。湖北漢川人。少習科舉，未就。20歲時在天門縣干驛鎮龍鎮觀出家。精研《道德經》《周易》及堪輿術，從學者眾。后至漢陽玄妙觀，被推舉為監院。民國八年（1919）赴北京白云觀受戒，得陳明霦方丈傳授法卷。道譽甚隆，“前大總統黎公（黎元洪，1864-1928），額有‘大愿圓滿’之寵錫；督辦蕭公（蕭耀南，1876-1926），賜額‘道岸同登’之美譽”。20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在長春觀監院侯永德的支持下，于長春觀開壇傳戒。前來受戒者470多人，經考試合格者454人。天字號戒子為聞理樸，接法者為蔣宗?（即蔣宗瀚）。劉律師有愿再開戒壇，終因勞累過度，“神氣支離，兩目失明”，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羽化于長春觀。21

9.天臺桐柏宮：民國二十一年（1932），律師聞理樸；民國二十五年（1936），律師葉宗濱。

聞理樸（1892-？），法名宗樸，字達之，道號文素子，自稱“樸道人”。浙江永嘉梧埏人。幼即聰慧，靜默寡言。及長，狀貌清癯，長發等身。為人和靄可親，人皆樂與交游。詩文皆佳，準備應童子試，適逢國家停止科舉，人皆為其感到可惜，自處淡如。從此無意于功名，潛究丹經子書，旁涉醫卜星相諸書。曾任教于溫州育真學校。父母辭世后，遂至平陽東岳觀出家，拜方至通道長為師，時年27歲。民國十四年（1925），至武漢長春觀受戒于劉理授方丈，為天字第一號戒子?；貣|岳觀后，適度師方至通羽化，眾即推其主持觀事。后受黃巖委羽山大有宮住持蔡理鑒（1881-？）延請，協理宮事一年。民國二十一年（1932），受天臺山桐柏宮住持葉宗濱之請，在該觀開壇傳戒，受戒者78人。著有《道德經學案》《煙霞吟草》《樸廬集》等。22

葉宗濱（1896-2002），浙江溫嶺人。5歲成孤兒，8歲出外流浪乞討為生。后來，他在羊角洞被一名好心的道長收留為道童，傳以道教精髓。25歲來到天臺山桐柏宮主持道務。23據《委羽宗譜》卷二所載，他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在桐柏宮開壇傳戒。著名高道伍誠鼎（字止淵，1896-1966）擔任戒壇證盟大師，項理培擔任監戒大師。

陳攖寧撰《重修委羽山大有宮宗譜序》

10.委羽山大有宮：民國二十二年（1933），律師蔣宗瀚。

蔣宗瀚（1901-1979），字宣富，號得舒，道號清容子，浙江黃巖人。家境貧寒，8歲喪父，被送至本地廣福觀當燒火工。9歲正式出家，拜蔣理富道長為師。12歲起，刻苦學習中醫。17歲投黃巖委羽山大有宮潛修道功，并開始行醫。后棲居椒江南門山老子殿。民國十四年（1925）至武漢長春觀受戒，考取第20名（在《登真箓》上的名字為蔣宗?）。民國二十二年（1933），應委羽山大有宮住持蔡理鑒邀請，在該宮開壇傳戒，受戒者87人，天字第一號戒子為坤道汪理河。民國二十九年（1940），與蔡理鑒共同發起續纂《委羽宗譜》。1962年，在中國道教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副會長。同年，被北京白云觀恭請擔任方丈。1966年“文革”爆發后返回家鄉，以行醫為業。24

11.黑龍江雙城縣無量觀：民國三十二年（1943），律師金理澤（誠澤）。

此次傳戒系偽滿當局指定。關陟元在為《特殊寺廟無量觀癸未壇登真箓》所撰的序言中說：“無量觀伴隨縣城而創建，規模宏大，殿宇莊嚴，在北滿可稱為有名古剎。所以民生部于統制宗教案內，指定為特殊寺廟。文教部接管，又令舉開傳戒道場。應需物品，悉令由官配給?！鼻皝硎芙湔?06人，獲天字第一號者為王理仙（1913-1995）。25 1989年，北京白云觀恢復傳戒，即恭請王理仙擔任方丈。

這次傳戒的其他八大師分別是：證盟馬至還，監戒羅至禮，保舉宋至吉，演禮趙至藩，糾儀許理霦，提科趙至衡，登箓劉理哲（即劉明哲），引請許至有（即許信有，1905-1995，后擔任北京白云觀1989年傳戒活動的證盟大師）。

劉明哲回憶說：“1943年雙城無量觀傳戒，邀我為傳戒大師。無量觀是偽滿后期經文教部指定的特殊寺廟。這個廟創修年代不詳，可能建在清后半期。該廟為金輝派，人數不多，連外袇不過20人。廟內前殿3間奉祀關羽，后殿9間奉祀酒仙、火神、財神等。東西住持房20多間。這次傳戒是按特殊寺廟的規定，經偽滿文教部許可，以及在道教總會支持下舉辦的。傳戒律師是邀請沈陽太清宮的方丈金誠澤，他是繼承紀至濦的衣缽為龍門派二十二代傳戒律師，道高德重，為東北玄門領袖。戒壇還邀請30多位傳戒大師，受戒弟子600多名，戒期縮短為30天，我忝列這場戒壇的登箓大師。由于戒期短，戒子多，表牒繁忙，在五個傳戒過程中，克服了不少困難，好在還未致有所貽誤?！?6

綜上可見，在抗日戰爭之前，全國各地十方叢林道觀舉行傳戒活動還是比較頻繁的；抗戰期間，除了偽滿洲國為粉飾太平舉行過兩次傳戒活動，以及位于大后方的成都二仙庵舉行過多次傳戒活動外，其他地區的傳戒活動都中止了?？箲饎倮蟛痪?，又是國共內戰，處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各地宮觀難以恢復傳戒活動。據說成都二仙庵在1947年舉行過一次傳戒活動，27筆者尚未見到有關材料。不過，當時戰火尚未燃燒到西南地區，二仙庵還是有條件舉辦傳戒活動的。如果二仙庵1947年傳戒屬實，這便是全真道在民國時期的最后一次傳戒。

（作者尹志華，單位為中國道教協會道教文化研究所）

注：

1.以上參見北京白云觀藏《龍門傳戒譜系》之陳明霦傳，以及陳明霦《白云集》之序跋（收入《藏外道書》第24冊，巴蜀書社1994年版）。

2.參見李濟沆撰：《白云觀陳毓坤方丈二次傳戒碑記》，載小柳司氣太：《白云觀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1頁（原書頁碼）。

3.見徐世昌撰《白云觀碑記》，載小柳司氣太《白云觀志》第189頁；吉岡義豐：《白云觀的道教》，北京新民印書館1945年版，第26頁。

4、18.吉岡義豐：《白云觀的道教》第24、30-31頁。

5.王安明：《成都二仙庵概述》，載《中國道教》2004年第5期。

6.楊錫民：《我所了解的成都二仙庵》，載《宗教學研究》1984年第1期。

7.《太清宮叢林歷史志略》，載五十嵐賢?。骸短鍖m志》，郭曉鋒、王晶譯本，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26頁。

8.以上參見劉偉華：《千華山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頁；五十嵐賢?。骸短鍖m志》，郭曉鋒、王晶譯本，第189-190、203-205頁。

9.五十嵐賢?。骸短鍖m志》中譯本，第27頁。

10.白永貞：《增續鐵剎山志》卷八《太清宮歷代監院芳行碑》。

11、12、26.劉明哲：《八十憶往》，《文史資料精華叢書》第十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230-231、231頁。

13.五十嵐賢隆《太清宮志》中譯本第76頁載民國八年（1919）南陽府玄妙觀己未戒壇傳戒律師為李至然，號宗陽子，系河南濟源縣人氏，丙辰（1856）相，正月十九日吉時建生。

14.李宗陽為其師所撰墓志曰：“師姓劉，諱至善，號若水，中州南陽人。性醇樸，幼業儒。年四十戴黃冠于諸葛廬（指武侯祠）。以弟子宗陽掌教關中，西游秦（陜西），時棲老子說經臺，潛心默悟玄機，終日寂靜寡言。宣統元年（1909）春，冥坐，翛然仙逝?！币娡踔倚啪帲骸稑怯^臺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頁。

15.民國《咸寧長安兩縣續志》卷七《祠祀考附寺觀》。

16.關于李宗陽的生平，參見民國三十年（1941）曹天鐸撰《涵三子李宗陽道行碑》（拓片，感謝劉迅博士贈閱）；張建新、陳月琴編著：《西安八仙宮》，第39–46、114-115頁；張小麗：《道長李宗陽生平事略》，載《中國道教》1997年3期。

17.見《南陽玄妙觀丙子律壇登真箓》。

19.熊至陽生平見《純九熊大方丈墓志碑》，存張良廟道士墓園。

20.聞理樸：《湖北長春觀乙丑戒壇登真錄序》，載《湖北省長春觀乙丑壇登真箓》。

21.參見民國李理安：《長春觀志》卷二《人物傳·劉嗣授傳》，肖新鑄：《道教全真派第二十二代傳戒律師——劉嗣授》，載武漢市武昌區政協編：《武昌區文史資料》第一輯（1986年），梅莉：《民國〈湖北省長春觀乙丑壇登真箓〉探研》，載《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

22.參見《委羽宗譜》卷一《聞律師理樸傳》、卷二《世系圖》之聞理樸小傳；《湖北省長春觀乙丑壇登真箓》。

23.參見許緒茂：《天臺山上不老松——記近代道士百歲老人葉宗濱大師》，載《中國道教》1995年第4期。

24.參見《委羽宗譜》卷三《世系圖》之蔣宗瀚律師小傳，椒江道協：《蔣宗瀚律師傳略》，載《中國道教》1992年第1期。

25.參見《特殊寺廟無量觀癸未壇登真箓》。

27.中國道教編輯部撰寫的《北京白云觀律壇傳戒功德圓滿》一文中說：“北京白云觀已有六十多年沒有傳戒了，就全國來說，自1947年四川成都二仙庵舉行過后，至今也已四十多年了?！保ㄝd《中國道教》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