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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發展與當代課題》綜述     沈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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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網站


第三屆橫山道教論壇于2016年7月16日在江蘇省常州市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道教發展與時代課題》。本屆論壇一共收到參會論文35篇,論文圍繞道教當代發展的熱點問題進行論述,緊扣與時代社會相適應的主題,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研討:道教堅持中國化方向,道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道教與法治社會,道教與和諧社會。

國家宗教局中國宗教雜志社社長劉金光認為,本次論壇以“道教發展與當代課題”為主題,非常有意義。它既體現了中央的新精神,也反映了當前中國道教的現實。道教在當代中國,既存在如何繼承優良傳統的問題,也存在如何改革的問題,同時還存在如何在繼承和變革基礎上更好地發展的問題。繼承和改革,是為了更好地適應當代中國,為了更地適應,就必然繼承和改革。要深刻領會中央的精神。他認為,今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習總書記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科學分析宗教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深刻闡述宗教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應該做為解決道教在當代中國發展的綱領性指導文獻。首先是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指導道教的繼承改革與發展。其次就是要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過去認為中國化只是外來宗教的責任,作為我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沒有中國化問題。但是,按照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道教也需要中國化,這個中國化就是現代化、當代化。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使之成為他們的自覺追求和行為規范。道教實現現代化、當代化:一是繼承,道教在中國產生發展幾千年,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優秀文化內涵,需要很好地挖掘和繼承,使其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成為核心支柱之一。二是改革,要改革不適應當代中國發展和時代要求的方面,特別是道教的教規教義和禮儀制度方面。三是發展,特別需要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引領道教的發展。他呼吁,中國道教應該有一次大的集結會議,類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一樣,認真研究和討論存在的問題,系統提出道教繼承改革發展方案。


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長任繼春指出:道教當代化就需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道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體表述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字,表達著三個不同的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代表著國家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代表著社會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代表著個人層面。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三個層面應該最終落實到個人層面,需要落實到個體的具體實踐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本質,表達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內在要求,是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強大的精神動力和鮮明的行動旗幟。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黨、全民和全社會共同的奮斗目標,需要各個方面共同努力,群策群力,攜手共建。在這方面,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我國各宗教,可以也應該發揮出其特有的優勢。我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塑造,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道法自然、崇德貴生、利世濟人、超然物然、追求和諧等,道教的這些教義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今天,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尤其要重視深入挖掘我國道教教義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推陳出新,共同塑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江蘇省宗教局副局長周偉文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就宗教工作來說,就是要引導宗教界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識,在弘揚宗教教義、傳播宗教文化、參與公益事業中促進社會和諧進步。此次論壇的主題是:《道教發展與當代課題》,將從道教如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相適應、與踐行核心價值觀相適應;道教如何與當代法治社會建設相適應;道教自身建設如何與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相適應三個方面開展研討。這正是學習領會、貫徹落實總書記這一要求的具體行動。道教作為我國的本土宗教,蘊含的是一種價值觀念,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是一種倫理道德,要求既對自己負責,又對他人負責,既對當代負責,又對未來負責,是一種思維方式,要求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是一種行為準則,要求大力倡導綠色生活方式。我們研究道教的歷史價值和當代使命,可以為我們認識和改造自己、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希望通過大家的研討,橫山道教論壇能夠對構建適合當代社會要求、引導人們向上向善的道教理論體系有所貢獻。

江蘇省民族宗教研究會會長沈祖榮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與當代社會發展相適應是宗教發展的必然趨勢,縱觀歷史,宗教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總是不斷地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這既是社會發展對宗教提出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發展的要求。道教與當代社會相適應必須著力在時代化、倫理化、法治化三個方面努力。要在加強認同、強化踐行、促進適應方面著力。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道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是實現時代化。對道教來講,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是要適應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時代特征。道教時代化需要發揚優秀部分,摒棄不適應時代部分,淘汰糟粕部分。自我揚棄是道教時代化的關鍵,只有實現自我揚棄、才能自我完善、自我升華,促進道教的時代化。道教倫理化就是要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道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把道教倫理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道德觀相契合,強化道教的倫理教化功能。道教法治化就是道教要適應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的要求,強化法治觀念、自覺守法、依法活動,同時要加強道教自身的制度化、規范化、法治化建設。要實現道教時代化、倫理化、法治化就必須加強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社會政治、文化的認同,強化踐行、勇于開拓,不斷促進道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相適應。

江蘇省道教協會會長楊世華認為:道教作為我們中華傳統文化宗教的一部分,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文化,所以要建文化道觀,生態道觀,養生道觀。尤其是道教的養生,這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唯有道教對人的生命如此關切,人人都需要健康,人人都需要長壽,而道教講的正是“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他認為:道教人員在當前的利好形勢下,既要坐而論道,又要起而行之,要做出符合當代發展要求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道教堅持中國化方向

宗教堅持中國化發展方向,是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提出的新命題,突出了時代性要求。道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是要實現時代化。

華東師范大學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劉仲宇發表了題為《高揚主體性,注重時代性》的報告,對道教教義之現代建構進行了深度思考。他認為,越來越多的道教界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對教義進行現代建構的需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考慮到道教教義的主體性建構,同時充分考慮到時代的特點。宗教教義的主體建構,意味著給自己闡明質的規定性,以區別其余宗教和文化系統。一是要有明確、清晰的信仰對象,二是有明確的核心價值。三是有高尚的道德風貌。四是要有嚴格的戒律和威儀。道教從其教團出現于世開始,就有明確的主體建構。道教信道,一切教義思想都以此為起點。道教教義的主體性必須有自己的闡述語言或曰范疇。說其特定的范疇體系,但并不妨礙吸收其他文化系統,也不影響與時俱進。在歷史上,道教曾吸納過別的宗教和文化體系的部分內容,但骨子里卻有獨特的思想支撐。道教教義的主體性必須與時代性相結合。到了現代,時代變得與過去大不相同。時代提出的問題,教義中要有表達,要有自己的解釋理路,才能在社會上取得話語權,且表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袁志鴻論述了道教在當代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尤其對道教與中國當代文化建設提出一些前瞻性思考。他認為,道教是有信仰方式和精神追求的宗教,我們中國人無論是否為道教徒,都應該了解道教這個有悠久歷史傳承和深厚文化內涵的宗教形式。道教從一開始就與中華文化相同步,歷朝歷代道教徒既是大道精神的信奉者,也是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傳播者,道教修建有許多的宗教活動場所,傳承至今都是當代受保護的各種等級的文化古跡。當代社會需要道教,道教在當代社會更應發揮固有的社會擔當。處在新時代的道教,應該振奮精神,團結同志,抓住機遇,搭建平臺,積極作為。首先,道教有許多可以講好的故事,可以向社會提供正能量。其次,道教有拓展參與社會“創新”進步的空間。第三,道教需要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傳統固有的擔當。第四,道教有可供積極弘揚于社會的文化精神。第五,道教中有許多積極的思想理念,是針治今天社會病的珍貴財富。


江蘇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華對道教在當代社會的“中國化”提出了一些實際思考,道教本來就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如何還要中國化呢?這是因為所謂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應該是對當代中國所有宗教而言的,但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于當前個別宗教出現“去中國化”和“逆本土化”的現象。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就是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支持宗教界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宗教中國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政治上認同中國形成正向共識。(2)與時代和社會適應,發揮宗教積極作用。(3)文化融合立足為信眾服務的根本宗旨。他從近代道教發展史角度提出,與近代人士如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積極融通佛學與西學,發揮佛學積極用世的思想以適應現代社會的轉型相比,對道教的研究并不是很多,這種現象饒有趣味又發人深省。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道家道教文化中蘊含著可供全人類開發利用的普世智慧。道教文化中既有中華文化的優秀精華部分,其實也包含了很多雜質和糟粕,而并不全然有利于中國的發展進步。道教在當代社會中仍然要堅持中國化方向,不能置身事外坐失發展機遇,應該把優秀的、精華的特色展示出來,把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思想鮮活起來,把有利于解決全球問題和增進世界人民福祉的智慧貢獻出來。

安徽工業大學教授張志鵬認為,道教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有必要進行調適。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對道教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道教與當代中國相互調適的任務依然存在。首先,全球化為中國道教提供更廣泛的全球需求。其次,信息化為中國道教提供了更加高效的傳播方式。再次,市場化為道教提供了更多的經濟資源。最后,法治化為道教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權利。道教的“中國化”,就是要與當代中國不斷調適,在以下幾方面進行積極創新。一是需要將追求超越、修道成仙的基本信仰與社會教化的責任結合起來。二是要將尊道貴德、崇善抑惡的倫理觀念與現代法治結合起來。三是要將大道至簡、崇儉抑奢的生活主張與健康消費觀念結合起來。四是要將齊同慈愛、濟世利人的包容精神與現代公益慈善結合起來。五是要將崇尚自然、保護生態的和諧理念與現代環境保護要求結合起來。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張崇富認為,當代道教發展面臨著一些嚴峻挑戰,其中文化主體性缺失這一問題最為關鍵。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認同的危機。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缺失使得道教的生存已經不容樂觀。在全球化時代,道教界、學術界和宗教管理部門必須面對和思考以下九個問題:(1)道教只能是“清虛之道”嗎?那些“粗鄙之道”還算不算道教?(2)什么是封建迷信?判定封建迷信的標準是什么?(3)所謂“正信”與“迷信”二元對立的劃分方法,是否并不符合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實際情況?是否中間難以劃入“正信”與“迷信”的部分存在?(4)港澳臺、東南亞各國是如何管理和規范看相、算命、測字、卜卦、看風水、扶乩等活動,中國宗教部門如何借鑒他們的管理經驗?(5)在現在五大合法宗教的格局下,道教如何整合、吸收并改造民間信仰?(6)道教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發揮道教的養生資源和功能?(7)道教與民間信仰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8)道教與民間的養生活動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9)如何挖掘道教固有資源,參與構建普世文化價值?對這些問題的認真探索和回答不僅直接關系到當代道教未來的走向,更關系到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的未來走向。

上海大學中文系博士楊秀禮的論文考察道教典籍多向度闡釋與當代生活之關系。多向性闡釋將道教典籍置于不同的時代與地域思想背景之中,展示道教獨特的文化魅力,在相互闡釋與對話中,讓不同思想觀念產生碰撞,實現典籍價值的和合共生。其一可為促進中國與世界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發揮了橋梁紐帶作用。其二可為宣傳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華道教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在尊重主體性的前提下,建構起有利于道教形成有普適性、有力度、有統攝力和指導性的,能適應新的生存環境的教義思想,應該是道教典籍多向度闡釋的努力方向,也是道教文化為中國,乃至為世界貢獻自己經驗與智慧的路徑之一,理應得到我們的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譚德貴的文章很有趣味《太極圖與十字架的深層對話》,副題表明對《易經》與《圣經》思維模式同異性分析。以太極圖與十字架為代表的中西文明,信仰的差異何在?主要表現1、位格(神格)與道格或者形式化與總體化組合方式的差異;2、氣(象數)與語言(邏各斯)的差異;3、異在(絕對他者)與共在、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與分離等幾個方面,又從節欲與禁欲、親情與神情、相對與絕對、時間思維與空間思維、此岸與彼岸、救贖與境界等幾個角度進行了對比分析,最終認為消解了神圣(人人皆可成圣),瓦解了境界(世俗交換代替精神),取消了敬畏,最終必然導致信仰的缺失,由“神的死亡”到“人的死亡”,這是中華民族面臨的最大的威脅,近現代中國的實際,已經證明了這一論斷。我們要通過對話,最大程度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幫助我們真正實現中國夢。

上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景春與李琦的文章介紹了浦東崇福道院中元節法會20年的變化。該道院每年七月十五日舉行的中元節太平公醮法會,以祔祀施相公為特色,兼備道教、佛教、民間信仰的內涵。1992年-2012年間,它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一,法會科儀簡化了;其二,所做公醮科目、所誦經卷有變化;其三,道士和香客的構成有變化。這20年道院完成了道士年輕化、職業化的轉變,這一點在上表第三欄可以清楚地看出。香客群體也出現了年輕化的趨勢,男性、中青年信眾越來越多了。其四,香客的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分析其原因,這20年間,道院的外部和內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崇福道院外部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次,這20年間道院內殿堂全部重建,形成了現在的恢弘廟貌。第三,道士隊伍的構成變化巨大。第四,國家宗教政策也有一定的變化。通過對崇福道院中元節太平公醮法會的詳細考察發現,法會的變化是道教內部的調適,是道教適應信眾需求、適應道士生活方式、適應整體社會環境的結果。

二、道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蔡林波撰寫的《有道之邦:道教的國家理想及其精神》中提出,歷史上,道教秉承、延續了中國傳統的“治大國”理想和方法,提出“法道為政、蓄成大國”的理念:對內當“以民為本”,堅持以“簡政”、“儉樸”為國家治理原則和方法;對外當“以謙下為本”,堅持誠實守信、坦誠不傷的原則。道教倡導和推行“法道為政”、“蓄成大國”的原則理念,不僅塑造了一種開放、包容的大國理想,而且培蓄出一種追求人類和平發展的國家文明精神。道教還培蓄了一種“樂生中國”、“喜生中國”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并在此基礎上,樹立了一種“護國佑民、生死亦?!钡膼蹏髁x精神。道教的國家理想及其精神,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仍具有思想啟迪和情感激發作用。

華山道協秘書長秦興仁認為,道是道教最高的信仰,更是華夏民族賦予人類最高的智慧。道教貴生,倡導珍惜生命。道教繼承和發揚的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文化,這與社會主義文化核心價值觀是一致的。道教徒是從人民群眾中來的,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創造的最深厚的源泉。道教要發展,道教徒就必須成為“四有”公民。真正的道教徒不但遵守道教的《清規戒律》,更遵守國家的法律。就當前道教發展的情況而言,在五大宗教中,道教發展是最緩慢的。最關鍵的問題是缺少人才,其次是歷代祖師戒律太多,幫派太多,再就是傳統文化近百年沒有得到重視。道教要發展,中醫、道醫不能丟,戒律不能太多,可以以國法為主。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蓋建民與甘肅天水師范學院賈來生認為,道家道教典籍中蘊含了大量豐富深刻的公正公平思想,而這些對于樹立公正公平規則制度的重要性的強調和對于社會上種種不公正不公平現象的極力批判,都充分說明道家道教力求在社會中建立一種長期的、良好的、公正公平的社會制度。道家道教進一步看到了財富分配在公正思想中的基礎地位作用,主張均平分配,人人俱得生存。難能可貴的是,道家道教還從社會救助機制,提高道德修養以及創設和平環境三個方面,環環相扣提出了維護社會公正的諸多救治舉措,兼顧短期長期效應,治標治本相結合,來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理想和諧社會。探討道家道教中的公正思想,有助于古為今用,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而更好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李似珍探討《化書》之正義觀,通過對照現代學者羅爾斯有關“正義”問題的論述,認為《化書》中能同樣體現出弱者關懷的主旨,并在戰爭、社會制度、經濟分配等問題上展開思考:他對戰爭持有反對的態度,對執政者窮兵黷武提出批判,并區分了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性質;希望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體現出社會制度的正義優先原則;他關注分配公正的問題,不過在解決方案上只提出“節儉”方法,顯然是不夠的。他得到了在“正義”觀念上的獨到見解,為道教理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相適應理念提供思想理論基礎,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研究中心陳金鳳認為,道教是以誠信為本的宗教,有豐富的“誠信”思想內容,在踐行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體現著特別的價值與意義。道教將誠信置于自己文化核心的地位,認為誠信是人類繼承天德而來的。道教創立、形成之初,即把“誠信”思想引入了道教,作為教徒修煉的教理教義,強調誠信是教徒做人做事的原則與根本。道教特別強調誠信是得道成仙的基礎,認為修道者誠則有靈,不誠則背道。此外,道教努力踐行“誠信”,并從各個方面大力宣揚誠信思想。道教中的“誠信”是中國誠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誠信”的思想與內容。從根本意義上而言,道教“誠信”的理念與追求,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誠信”并不完全一致,但道教與社會義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不少的共同點與契合點。道教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挖掘道教文化的“誠信”內涵,從理論上對現實誠信作出貢獻。道教要有效地對教內外民眾進行“誠信”,服務于社會。道教在服務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誠信”體系的構建中,也是一種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過程,有助于自己的健康發展。

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夏濤認為,道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存在著不可忽視的聯系,在信仰觀念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其信仰觀念和價值目標上有可能與道教的某些觀念展開對話和比較;在道教器物文化方面,可以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培養和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或平臺;道教文化中的人群倫理、社會倫理、自然倫理以及愛國愛教思想等道德規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的道德要求有著高度的一致與重合。道教文化不僅在古代中國哲學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意義更是世界矚目。道教文化不僅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和諧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要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切實解決好現階段道教存在的突出問題。宗教事務管理干部、宗教界人士、宗教理論工作者這三支隊伍,是積極引導道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相適應的關鍵性力量。黨和政府行政的、法制的、思想的引領,道教界愛國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響應黨的號召,學術界積極發掘道教文化的優秀成果,是道教文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應該并能夠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關鍵因素。

西南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講師楊子路認為,過去學界歸納道教教義思想,往往受制“神圣—世俗”之二元模式,以致有選擇性地依據道經文本的某些顯白教誨,將道教思想簡單概括為“尊道貴德”“長生成仙”等項,卻遮蔽了道教自創立之時起,不僅是一種具有終極關切向度的宗教,也同時是繼承秦漢黃老道家衣缽之政治哲學流派的事實。道教教義不僅包含了神圣性信仰的層面,亦包括世俗性政治思想的內容。其自由觀也涵蓋內在精神的自由及外在實踐的自由,同時指涉內在與外在障礙的解除。這兩者在具體歷史環境中又多以隱微教誨的形式加以表述。他在重新研讀道教文獻的基礎之上,揭示出雙重維度的自由理念(外在實踐的自由和內在精神的自由)在道教教義中的關鍵地位,以開顯道教對道家哲學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繼承及其特點。道教繼承并發揚了先秦道家的自由理念,在外在實踐層面,重視自由與公平價值的協調,始終關注社會正義問題;在內在精神層面,重視心靈的自由、超越。這些思想均構成今天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淵源。在今日弘揚核心價值觀契機之下,道教之自由理念值得更深入地反思、詮釋與繼承。

齊魯工業大學教授趙芃認為,老子說“上善”實際上是做人的方法,“上善若水”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一致性。今天我們需要挖掘和弘揚道教的“上善”精神,以實際行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堅持道教的“善惡”標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履行道教的“上善”目標,培養積極的生活觀;推行道教的“順善”理念,實現太平的治政觀;把握道教的“為善”行為,養成良好的執政觀;推崇道教的“仁善”思想,信仰理想的圣道觀。;推介道教的“興善”要求,完善道士的修身觀;推行道教的“施善”規范,強化善人的能力觀;崇尚道教的“政善”目標,弘揚自然的業績觀。

三、道教與法治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陳霞認為,黃老對法的強調形成了對老莊的補充。具體說來,黃老之法具有下列特征:第一,立法是設置一種客觀、普遍的制度,使所有的人都施展其才能。第二,法律為公的另一個內容是法律具有公平性、規范性、普遍性的特點。第三,按照黃老學的立場,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只能通過法治來保證,而不能通過君王個人的賢能來實現。第四,法不僅有讓民遵守的義務,還得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既要設定責任,也要保障權利。第五,黃老雖然提高法的意義,但卻反對法家的以吏為師、嚴刑峻法,而提倡簡、約、寬的法律精神。第六,黃老還在刑罰之外輔以道德,實行刑德并用。黃老道家大膽揚棄了老子拒斥禮法的觀念,吸收了法家積極入世的思想,又克服了法家受人詬病的“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的弊端,以道論法、以法求治,這種思想具有很高的現代價值,特別值得反思、深入挖掘和借鑒,以增強法律在社會管理和調節人際沖突中的作用。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向平認為,完善當代中國宗教現行管理體制,建構中國宗教治理的核心體系,關鍵在于“法治宗教”或“宗教管理法治化”如何可能?就中國道教而言,是否就不存在發展與中國化方向的問題,及其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特別是如何與法治社會相適應,對于宗教發展堅持中國化發展方向等問題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他從道教倫理及其規范的基本特征、“天人合一”關系的神圣建構、倫理化的社會規范及秩序、“個我化”的信仰傳統以及道教信仰的“社會化”難題等五個方面,論述了道教與社會互動過程中如何在公共理性中走出一條“社會化”的道路,同時如何適應法治中國、法治社會,這也是道教信仰深入社會的關鍵點。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韶軍教授探討老子《道德經》的規矩思想,規矩包含三種意思,一是法度,二是以法度正人,三是規矩與道有關。老子《道德經》第一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边@里所說的“常道”“常名”,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自然之道,對于人來說,這就是最大的“規矩”。除了“道”這個世界萬事萬物的最大的根本客觀自然之“規矩”外,老子《道德經》還為人們揭示了更多的“規矩”,可以說這些具體的“規矩”,就是對根本客觀自然之道的多方面闡釋,是就不同事物的不同方面把根本客觀自然之道加以具體闡釋的例證。比如,“圣人”之所以與一般人不一樣,就在于他能認識到客觀的道或規矩,而加以遵行。從治國的角度說,這里所說的無為、好靜、無事、無欲,就是作為治國者的規矩與常道。對于事物,不能只向一個極端追求,而應有所平衡,而這就是天之道,否則就是人之道。老子《道德經》對道和規矩有著很多的闡釋,我們今天重讀這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應該結合現代社會的問題對傳統文化中的觀念與理論做出新的詮釋。作為現代的人,應該懂得人在世界中,是受客觀自然世界的根本之道約束的,人不能由著自己的意志來設定客觀自然世界的根本之道,只能老老實實地遵守它,奉行它。這就是守規矩的現實意義。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韓雷撰寫《從道教視角看中國法治化進程的困境及出路》認為,中國法律的源頭跟禮制有關,很早就被儒家化了。道教雖然注重修身與治世并進,但缺少可行之路徑,主要通過與其相關的民間信仰或習俗介入到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道教雖是中國文化的根柢,但沒有上升到國家治理的層面。但道教思想至少在以下三點與現代法治精神具有契合性:第一,道教崇尚的“道”,為實在世界構建了一柄形而上的標尺,從而使得對現實世界法律制度的評價和批判成為可能。第二,道教兼容并蓄、廣納博采的傳統與現代法治精神主張的“自由”、多元、寬容精神十分契合。第三,我國道教思想中的一些主張、格言、規定,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法治精神并不矛盾,可以說仍有進步的意義。由于這些契合點,作為與中國社會及傳統文化不斷互動的道教為現代法治精神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助力;探究道教中的“法治因子”,有利于我國本土法治資源的挖掘以及我國現代法治化進程的加速。

中國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孫敏財從道教實踐角度闡發當下如何守國法守戒律,促進道教同法治社會相適應。開展日常道教活動、推動道教的持續發展離不開依法管理。這個“法”對于我們道教界而言就是“兩個條例”。十八屆四中全會討論的依法治國的問題必將對未來宗教的法制建設帶來深遠影響。一是依法治國為道教依法管理創造良好環境。二是學法是實現“全民守法”目標的基本條件。道教界人士要實現守法的目標就必須學法與懂法。三是守戒律是道教界人士必修的功課,守戒律就是守道教自身的“法”。四是要正確認知國法與戒律的關系,促進道教同法治社會相適應。首先,道教戒律與國家法律在主旨上具有相通性。其次,道教戒律以遵守國法為前提和基礎。最后,加強法治意識,梳理道教戒律,積極同國家法律相適應。

四、道教與和諧社會

北京白云觀道長陳崇奎認為,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與中華傳統文化融合在一起,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和諧社會是誠信友愛、安定有序的社會,也是平等的社會。道教博大寬容的平等精神,能為化解現實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沖突提供有益的借鑒;道學尊重自然、與大自然為一的思想,比較正確的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西方文化破壞自然生態的弊端;道教主張以人為本、以人為貴,追求并實現人自身的價值,反對以追求外物的價值取向遮蔽人生命存在的真實價值。這些對中華民族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道教主張創新、重自我的精神,在積極逆轉乾坤、主動參與造化過程的實踐中得以貫徹,有助于培養積極主動的人生態度和可貴的自重精神。以上幾點對構建和諧社會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李遠國認為,在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機的時候,生態問題已成為政治問題,成為經濟學的新原則,并產生了的新世界觀,甚至促使宗教界革新其教諭。道家思想的普世價值正在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在老子看來,人類和天地、萬物本為一個和諧的有機的統一體?!暗婪ㄗ匀弧笔抢献訉W說的大綱。首先,這里所說的“自然”,并不是一個實體,如后世將自然視為天地的代稱,而是一種法則。其次,老子的道法自然觀還涉及到價值觀的領域。就人類與天地、道的關系,圣人與萬物的關系,執政者與百姓的關系而言,“自然”的觀念始終都是最重要的價值。其三,在處理人類與天地、道的關系時,自然亦是貫穿始終的要害?,F代人類只有改變觀念,采取新的思想、新發展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毀滅,重造輝煌的未來。這當是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和思想,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姚偉鈞認為,道教的生態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的法則就是“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天人和諧的生態智慧也是道教思想中的精華。目前,漢水河流污染嚴重,水土流失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是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片面追求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忽視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帶來的慘痛后果。在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之路上,應該以“天人和諧”觀念為指導,實現兩大轉變: 從傳統的“向自然宣戰”、“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轉變;從粗放型的以過度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模式,向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生態經濟模式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傳輝研究員的壓軸之作是探討《莊子疾病觀》,堪稱一篇奇文。他揭示《莊子》一書所說的疾病,可分為政治上的病態、社會上的病態、生理上的病態和精神上的病態四個層次。政治這個層面的病態,莊子往往以“天下之亂”論之。社會上的病態主要是倫常失去天真。個人的疾病可分內外兩個層面:前者稱“外刑”,相當于社會適應不良的極端情況;后者稱“內刑”,是身體的不適。莊子認為,疾病與健康也是相對待而成立的,二者都是大化流行的不同形態,樂康而厭病,是未能通達大道的表現。莊子認為生理疾病的原因在于體內陰陽之氣乖沴,進一步講是由于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良習慣太多,沒有做到遠離有害事物。莊子再一次將為政治民,與療病養生相提并論,認為其用雖殊,其理則一,二者均須尊重人的天性,勤于用功,小心謹慎,不得鹵莽從事。要時刻警惕自己的短板,做到“藏不晦,明不露”。莊子關于作為身體疾病的“內刑”源于生活方式的“動與過”,發后世道教“符水悔過”治病之先聲。我們們要汲取古代道家道教在治病時引導病人反思悔過的作法,認識到不良習性的危害。這就是莊子主張的“德全”生活:“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保ā短斓亍罚?/span>